十/玉米片蘸莎莎酱那天下午，快4点30分我们才到家。我前一天晚上8点就没吃任何东西了，不折不扣地饿了整整20个小时。继父开车送我回家的路上，我吞掉了一个20克的能量棒——我发出狼吞虎咽的声音，跟火鸡的叫声似的。等我走进家门的时候，马洛正坐在厨房台面那里，她的临时保姆琳赛就在她旁边。知道我接受治疗的朋友问过我，这段时间该怎么管这俩孩子。其实，我们所有人都同意放手试一试。我说的“所有人”，其中就包括琳赛。我是那个学期开学的时候请的她，主要是让她帮忙接孩子们放学，把她们送回家，然后陪她们到5点30分。这样，我就可以一整天安心工作了。她可以帮马洛辅导作业，给两个孩子准备小点心，陪她俩玩儿，好让我全力应付我的工作，还有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短信说网站上某个表格乱码了，我怎么没有修好的老板。而在像迷宫一般错综复杂的按钮中，那个表格实在是很不起眼，除了我和他，世界上任何一个浏览网站的人都不会看见的。过去的这些年里，我请了好几个保姆，琳赛是最后留下来的那个。最开始是凯蒂，然后是我侄女玛丽亚。再后来是我继父的女儿卡米，她总是在周末开车从犹他州普罗沃过来帮忙照顾马洛。还有我表妹麦肯齐，她跟我们在一起住了近一年的时间。可惜马洛慢慢地竟然觉得麦肯齐是属于她一个人的。她竟然相信自己应该拥有一个大活人。后来，麦肯齐结婚了，自己也怀孕了，就没法再照顾马洛了，所以我又请了一位叫凯莉的女孩，让她帮忙接送孩子们，给她俩辅导功课。后来，马洛又觉得凯莉是她的人，是她自己独有的。每当我想跟凯莉说点儿什么的时候，马洛就会大声说话，压过我们俩的声音；或者大声尖叫，用脚踢墙；有时候，她会尖叫着往地上一躺。我素来是一个很严格的母亲，比我许多朋友都严厉多了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我是不允许我的孩子这样做的。但是，孩子父亲搬走了以后，我就松了很多。比如，就马洛占有凯莉这件事来说，我觉得她没有了父亲的陪伴，心里本来已经有个巨大的空洞，我没必要再加大她的痛苦。于是，我很快就摸索出一个好办法，每当我需要跟凯莉说话的时候，我就给她发短信，让她在卫生间见我。我们在卫生间悄声说话，有时还要一遍遍地冲马桶，以掩盖我们说话的声音。后来，凯莉去公司上班了，我就找到了琳赛。第二次治疗之后，我就跟她说了实话，跟她说我一星期3次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是去死！还吃迈克尔·杰克逊吃的药！还对陌生护士说一些乱七八糟的糊涂话！她的反应就跟我刚开始对这次治疗的态度差不多：有一些迟疑，但是“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”。她不知道我想死这件事，但她能看出来我有些失落。哈哈哈！我不是失落，是想死。那天下午走进家门的时候，我又饿又累，这让我看起来有些怪怪的。我觉得琳赛被吓到了，因为她站起来的时候，连带着板凳都偏离了两英寸。她问我没事吧，我点点头，指了指地下室，那是我此刻最想待的地方。我想立马躺在床上，请让我立马躺到床上。我走到马洛跟前，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，然后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又转头跟在我身后进门的母亲说：“请你跟利塔说我爱她。我得躺下了。”我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，来到卧室里，钻进被子里，还不忘把闹钟定在5点30分。虽然我肚子一直在咕噜噜作响，甚至羽绒被都挡不住这声音，但我实在太累了，什么都吃不下。睡一小时就够了，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行了。布什内尔跟我说这会管用的，他把我“卖”给了这项临床试验。但他还跟我承诺说，每做完一次治疗，我就能恢复一点儿正常生活。但我总是这么疲惫。治疗3次了，每次我都疲惫得不得了，甚至回家的路上车子每次转弯和刹车，我的脑袋都跟着摇晃。现在我几乎瞬间就睡着了，握在手里的手机甚至还亮着屏呢。闹钟响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我的房间一片漆黑，只有窗帘那里透过来一点点微弱的光。我使劲儿眨了几次眼睛，才搞清楚自己在哪儿。我听见楼上有人走路发出沙沙声，还有我母亲跟琳赛说再见的低沉的声音。我们家简直充满了互助合作的气息。我拖着沉重的身子起来、走下床的时候，我感觉又像在“花生酱泥潭”里挣扎。我爬上楼，厨房的灯光刺得我睁不开眼。母亲正在擦灶台，她一回头，看见我正用手遮住眼睛。“怎么起来了？怎么不再睡一会儿？我们把一切都搞定了。”她说。我依然觉得请人帮忙不太对劲儿，或者不太正常。说实话，我依然觉得这是弱者才干的事。我已经占用了她太多时间了，这是我很不愿意做的。“我没事。”我答道，“我想看看两个孩子。她俩在哪儿？”她俩都已经写完作业了，正窝在利塔的床上呢。利塔在玩手机，马洛在玩平板电脑。这个平板电脑是圣诞节打折的时候我给她买的。安静的时候，她俩总是待在一起。她俩总是互相拥抱，一起分享各自发现的秘密，一起窝在沙发或床上，要么你的腿搭在我的腿上，要么我的胳膊挽着你的胳膊。马洛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出生的，我记得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，我就因为悲伤和悔恨而彻底崩溃了。那时，我总是深信不疑地认为自己给利塔生个妹妹，是完全毁了她的生活——这个妹妹不管她喜不喜欢，都将伴随她的一生，无法摆脱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她？我到底在想什么，竟然怀着这个在我子宫里蠕动着的陌生家伙长达9个月？我怎么就没有问一问我5岁女儿的意见，怎么就没有考虑她到底想不想要一个妹妹呢？这都是我的错：她最终会跟我一样无家可归，孤独终老。巧的是，那周的星期一我又开始吃一大堆抗抑郁的药了。我坐在利塔的床前。利塔放下手机，过来拥抱我。刚回家的时候，我太累了，都没有去找她，我感觉很自责。每天下午她放学回家进门的那一刻，我们总是会来个拥抱，一个深情的、长长的拥抱，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仪式。不论是在开电话会，还是正在整理季度报税的事情，不论在干什么，我都会立马停下来，在她跑过来拥抱我的时候也给她一个拥抱。至于马洛？她有“她的人”，这个人会专心陪她。要是她需要更多人专心陪她，或者想吃冰激凌，她会来找我的。“怎么样？”利塔问，声音有些颤抖。这孩子竟然跟我一样担心，担心妈妈会不会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笑了，这让我难过极了。“很好。”我宽慰她，“一切都很好。”我紧紧地抱着她，轻轻抚摸着她的后脑勺。这时，我母亲走过来，从走廊探进来个脑袋。“我跟你继父准备给她俩买个比萨吃，然后我们不走，我们帮忙哄马洛睡觉。”她宣布道，“你没有发言权，所以就别费口舌了。另外，我已经把衣服放进洗衣机了，走之前刚好洗好，我们还能收好。”然后，她把手举起来，那样子就像交警在指挥交通。***在我离婚，尤其是我前夫搬走，我开始独自承担这一切之后，我母亲就一直是我的支柱。但直到治疗前的3个月，我让母亲陪我一起参加心理治疗，她才真正明白独自承担这一切对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。我本不想让她来参加的。让她来，就意味着我在请人帮忙，这是我做不到的。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极其需要别人伸出援手。但我的心理医生梅尔却说，要是我不把母亲叫来，她就追查我母亲的行踪，然后自己把她叫来。这是违法的？很有可能。但这个办法确实管用，梅尔知道。所以，我给母亲打电话，问她能否陪我一起参加每周都去的心理治疗。她没有丝毫犹豫，因为你知道的，我给她打了那么多电话，还有那么多尖叫，还有偶尔提到一两回的“我想死”的事情。12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星期三下午，我和母亲把车停在了心理医生新搬的那栋楼的停车场里。“要是你想坐电梯，我们也可以坐电梯。”走到大楼入口的时候，我这样说，“但我通常都是走楼梯，这五层楼可不是开玩笑的。”“你这是在挑战我吗？”母亲回答，“我虽然年龄大，但还没老。你还要我提醒你，你每天的步数一共超过我几回吗？我来说吧，一共是两回。第一回是因为你作弊，第二回是因为我在接受乳腺癌放射治疗。不记得了吗？”“那就走楼梯！”我兴高采烈地叫道，努力把自己从记忆中拉回来。我想起我前夫曾叫喊着我母亲“新确诊的病症”会让她没法帮我照顾孩子，这是他认为我不适合做母亲的另一个理由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哪怕在做放射治疗的4个月里，她依然坚持每天走1.5万步，天天如此，一天都没落下过。我们走进冰冷的水泥楼梯走廊，开始慢慢地爬向五楼。就像我说的那样，这些楼梯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其实，几个月前我的心理医生刚把办公室搬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里的楼层太高了，每层楼都分成两段楼梯。算上去停车场的楼梯，这个五层高的建筑共有近12段楼梯。每星期3次，我都是先走路送马洛到教室门口，然后开车经过5个街区，来到这座办公楼。然后，我会爬这12段楼梯，来来回回爬12次。我会把手机别在腰里的健身带上，这是我专门为波士顿马拉松训练买的。在楼梯上爬上爬下的时候，我一般会听一个跑步的歌单，里面有多首难听的流行歌曲。要是有上班的人走进楼梯间，我总是会注意不跟他们有眼神接触。这样，他们就会相信像我这样一身健身装、戴着白色耳机、汗如雨下的人，肯定就是在楼梯间里健身的，所以，可千万不要报警。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坐落在五楼走廊的尽头。我和母亲一起走过去，一言未发。我们俩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。我穿了一条跟休闲裤很像的灰色瑜伽裤，还穿了一件以前不那么讨厌自己的时候经常穿的一件毛衣，所以算是稍微打扮了一番。而我母亲呢？她一贯穿得像是要向总统汇报空袭的情况。（甚至连出门拿个邮件，她也得先把衬衫熨了，把口红涂好。）到了梅尔的办公室，我们俩就在等候室里静静坐着。我想我可能撒了个小谎，因为我知道会发生什么。记住：我是瓷器店，梅尔是一头牛。15分钟后——我们当然会提前15分钟到啦——梅尔打开了办公室的门，送一对儿夫妇出来。男的高高的，留着黑发，女的矮矮的，一头金发。梅尔的专业是婚姻咨询，但因为她十分熟悉我的脑回路，就一直留着我这个客户了。我尽量不跟这对儿夫妇有眼神交流。我在想，他们看见我跟我母亲一起坐在这里，该不会想，“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一对儿女同性恋了”吧？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。梅尔迎了上来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我看见她眼里闪着光，似乎在说，“天哪，天哪，天哪。这就是希瑟的母亲啦。是她，准没错”。“你一定就是琳达吧？”梅尔满脸笑容地说，伸手去跟我母亲握手。母亲站起来，先是用右手握住了梅尔的手，然后把左手放在上面，似乎在说这个时刻对她有多么重要。待会儿少不了要哭了，直觉这么告诉我。喂，女士们，别这么热情洋溢、意味深长地拥抱了可以吗？旁边还站着一个想死的人呢。“是的，我是。”母亲答道，“感谢你接待我，也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希瑟做的一切。”梅尔看了我一眼，眼里闪过一丝疑惑：“这个，当然了！她花钱就是要我干这个的！”我们跟在梅尔后面走进办公室。她的办公室俯视着山谷的东半段，即自北向南延伸的沃萨奇山谷的前段。跟往常一样，我在组合沙发最远的一端、靠近橙色流苏毯子的地方坐下。母亲坐在沙发的另一端，放下包，然后把衬衫和罩在外面的大衣弄平整。梅尔在我俩对面坐下，往后倚着，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面。我听见她长舒一口气，然后她直直地盯着我，问道：“她知道为什么让她来吗？”我耸耸肩，含混不清地说：“她知道一丁点儿——”“我知道过去几个月，她每周都来找你。”母亲插话，“我知道我们需要做些事情——”“你女儿需要帮助，她需要你的帮助。我让她把你带来，是因为她太害怕向你开口了，所以我要让她向你开口。”“她知道我愿意做任何事情——”虽然我母亲跟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、老总们谈判过，但她还没见识过梅尔。“是的，这些她都知道。”梅尔摆着手，“但她不敢开口，需要向别人请求帮助的时候，她也不知道怎么请求帮助。这有一系列原因，你知道情况有多糟糕吗？”“她跟我说了她的感受，是的，情况不太好。”“没错。但你知道情况有多糟糕吗？”“情况确实很糟糕……”“要是我们今天，现在，不想出个办法，你医院去，是死是活都不一定。我的目标——我们的目标——是要想出一个办法，帮她分担她肩上那个不可思议、无法想象的重担，这样她前夫就不会突然出现，然后说她是个不称职的母亲。我们不想让她失去自己的生活。”梅尔朝我笑笑，“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能让她失去自己的孩子。”我母亲开始哭了。“我跟希瑟讨论过这个。她总是害怕她前夫会发现她的抑郁。我知道，这是她最最害怕的一件事。”“坦白说，这也是我最怕发生在她身上的事。她陷在了‘第22条*规’的两难境地：要是她寻求任何大的治疗，他就会发现。但她如果不寻求帮助，就不能好起来。”“这个，我们也谈过，确实是的。”“这就需要你了。”“我想帮她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！跟我说该怎么做！我治不好她——”“希瑟，”梅尔打断了她，“跟她说，跟她说你最需要她做什么。”我眨眨眼，竭力把眼泪憋回去。我摆弄着毛毯的流苏，咬紧嘴唇，好像吞下了巨大的委屈。“我跟她说过，每天的家务琐事让我窒息。”“是的，但你再说得具体一点儿。”我往前探了探身子，手肘支在腿上，这样我就能把脸埋在手里。“妈，我没法再把盘子放进洗碗机，我没法再洗一次衣服，我没法再辅导马洛练琴，我没法再洗一次澡，我没法再在早上醒来，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做这些事。”我把手从脸上移开，一边跟母亲比画一边说，“我好像被困在了仓鼠的滚轮里，我片刻都不能逃离。”我使劲儿伸开胳膊，能比画多远就比画多远，然后我往后一靠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。“而且，这个滚轮不会带我去某个地方。这不像是要去某个地方，完全没有目的地。只有无尽的、机械的旋转，带着我一起转，一圈一圈又一圈。毫无乐趣可言。我感觉不到一丝的乐趣。我只想让它停下来，我只想下来，我想逃出去。”我伸手去擦奔涌而出的眼泪。“那让我帮你吧。”母亲把手伸过来，“为什么不让我再帮帮你呢？为什么不跟我说你需要什么？”我摇摇头，再次咬紧嘴唇。我闭上眼，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。“希瑟，为什么？求求你让我帮你吧，让我们帮你吧。”“不！”我哭着说，嗓子里发出一阵呜咽。“为什么？我们都愿意帮你——”“因为我太糟糕了，”我小声喊道，“我不配！”我母亲看看我，看看梅尔，又看看我。她一个字都没说，然后低头看着自己放在大腿上的双手，她突然明白了，这才是梅尔想让她来的原因。她摇了摇头：“难道她真的相信这话？”她问梅尔，眼睛依然盯着自己的双手。“这才是她最需要的，琳达。”梅尔答道。“希瑟，你得知道，那不是真的——”“不，那是真的。”我没等母亲说完，“我就是最糟糕的那个人。逃婚的那个人是我，因为写博客而被开除的那个人是我，离婚的那个人是我，总是抑郁的那个人是我，连自救都做不到的那个人也是我。”“噢，希瑟……”我母亲眼里满是泪水。她跟我一样，也闭上眼，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。“这不是真的，我们都不是这样认为的。”她又开始摇头。“希瑟，你得告诉她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。”梅尔说，“她得听一听。她得听你跟她说。”我母亲突然抬起头，看着我。我点点头，开始说话，嗓子就像哑了一样：“你还记得那次你给我打电话吗？就是我还住在市区公寓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要跟我一起吃午饭。你说要跟我聊一聊——”“是在奇利斯西餐厅。我跟你说约在奇利斯西餐厅。”母亲说，声音里透露出一股悲凉。“是的，奇利斯西餐厅。你跟我说在奇利斯西餐厅等你，我们点了一碗玉米片蘸莎莎酱，正吃着，你说你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你说你不是傻瓜。”跟母亲在奇利斯西餐厅碰面的几个星期前，22岁的我搬去我第一任男朋友那里了。我俩是在杨百翰大学的最后一堂英语课上认识的，虽然他相貌平平，但我被他的大脑吸引了。他有过目不忘的能力，喜欢分析各种问题，还把借来的钱花在计算机装备、音响、自行车及其配件和电子游戏上。其实，他的助学贷款没有用来交学费，而是被他用来买了两个大音箱，好配他的音响设备。音响设备也是他用自己大学最后一学期的助学贷款买的。这样的人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！哪怕是在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群人中间，我也能一眼找出我会去招惹的那类人。我会把他们当成孩子一样去照顾。我给我们俩在盐湖城市区找了一间公寓，绿色的砖瓦建筑的三楼，紧挨着一个希腊东正教教堂。我邀请他搬过来跟我同住。反正他也不会去上研究生课程了，所以这完全说得过去。跟他这样一个无所事事的“巨婴”同住，一个会用助学贷款买一辆永远不会骑的自行车的人，一个永远不可能读完研究生学位的人，一个会让我打两份工支付房租和生活日用花销，而他自己会连续20个小时打游戏的人同住，在我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。不过，这也情有可原，我当时已经22岁了，却从未喝过一杯咖啡，因为这不符合我才脱离的宗教的教义。不准喝咖啡，不准喝茶，不准有性生活，不准舌吻，不准看限制级电影。有一件真人真事，我哥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完成摩门教传教任务时，曾写家信，求我们不要再看限制级电影。那时候我16岁，哥哥就像我的英雄。他被派去传教的时候，我哭了几个星期，因为我有两年将看不见他——自作多情向来是我的专长，我看到那封信的时候，就暗自下定决心，这是向他的承诺，更是向我们的神和救世主基督耶稣的承诺，我发誓永远不再看限制级电影。这个承诺我坚守了4年。4年啊！直到我大学第三个男朋友（大学期间我一共交了4个男朋友）努力说服我看《低俗小说》这部电影。我记得自己深受打击，不禁怀疑，电影里放这些镜头难道不违法吗？那个导演有没有进监狱？我母亲知道我跟男朋友同居了，而这是摩门教明文禁止的。如果我们搬进去同住，那么我们肯定做了出格的事儿：婚前性行为的罪恶程度仅次于谋杀。伸手去拿玉米片的时候，我心里有无尽的话想跟她说。首先，失去童贞的那夜极其乏味，毫无浪漫可言，性生活也没什么有意思的。其次，为什么她没有跟我说呢？为什么她从未跟我说过尿路感染的事儿？为什么她没跟我说有过性生活后要去小便？因为那天晚上尴尬的第一次之后我就感染了，虽然我还特意把所有的灯都打开，努力让他躺好，不要碰我。我对性的唯一认识就是第一次会疼。我知道会流血。确实会流血，还流了不少，但这都没什么。完事之后，我暗自庆幸终于结束了，不明白这到底有什么好享受的。两天后，我开始小便刺痛，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觉得我可能要死了，室友听见我在卫生间尖叫，问我是不是尿路感染了（UTI）。什么东西？尿路感染？跟UFO长得很像吗？我没有买很好的医疗保险，所以我男朋友就在普罗沃那边给我找了家小诊所，好让我检测一下是否是尿路感染，然后开点儿药吃。平生第一次接受妇科检查，我多么希望陪我看医生的人是我母亲啊！我多么渴望她温柔的手掌轻抚我的后脑勺，轻抚我的头发。在奇利斯西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想跟她说，但我闭嘴了。我没跟她说那个诡异的男医生，在把手伸进我身体之前，他跟我说：“我们会把你治好的，这样你就可以精确地知道哪天来月经，哪天该把卫生巾垫在你的内裤里了！”“把卫生巾垫在你的内裤里”，这是他的原话。直到今天，每当我来月经时，我耳边总会想起他那居高临下、令人生厌的声音，我会忍不住想自己多么孤单。我想起那个看出我眼里的恐惧，而像母亲一样照顾我的护士。在检查的时候，我疼得受不了，默默哭了起来，是她抓着我的手。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让男医生温柔一点儿，然后跟我说，很快就结束了。我不记得她的名字，也不记得她的脸，但她那句“很快就结束了”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让人安心的话语。我希望在那间屋子里陪着我的人是我母亲。我想念我的母亲。她知道我的心思。虽然没提婚前性行为的事儿，但她跟我说，她知道我跟男朋友同居了。我们一边吃玉米片，一边谈论着我住在哪里，我的公寓是什么样的这些琐事。我们还说到我的工作，我的车，我开车上下班，还有油钱的事儿。然后，她吃完一片玉米片，突然沉默了。“希瑟，你得知道，我很爱你。但如果你的生活中没了基督，如果咱俩的关系中没了基督……那么我们的关系跟以前永远不可能一样了。”如今，哪怕我青春期的女儿亲口说她恨我，都比不上当时我母亲的话让我感到受伤。在犹他州盐湖城南号街奇利斯西餐厅，吃着一碗玉米片蘸莎莎酱，母亲对我说的是这辈子我听过的让我感到最绝望的话。我最开始的记忆，就是母亲怀抱着我给我喂母乳，我望着她那美丽的脸庞出神。我们仨就我一个是吃母乳长大的。当时，我母亲觉得我父亲不爱她了，而她又渴望被爱——因为和父亲一生相守，努力维持他们神圣的婚姻，兑现他们彼此的诺言，是母亲的使命——所以，母亲想再生一个孩子。那个孩子就是我。爱母亲是我生命的意义，而我也确实很爱她。因为我不愿意吃其他东西，母亲就一直坚持母乳喂养到我两岁半。甚至周末的时候，她得故意离开家，才能强迫我吃点儿固体食物。我十分崇拜母亲，她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。只要我在她旁边，我就一定会抓着她。我最初所有的记忆都跟她的皮肤、她的气味、她的抚摸有关，还有我们之间沉默的交流，她俯身抱起我时轻轻扫过我脸颊的头发，我把脸靠在她下巴那里闻到的她脖子的气息，以及她在厨房做饭时我站在旁边紧紧扯着她的衣角的时刻。我记得有一回跟着大人们一起观看哥哥的足球比赛——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应该三四岁——一大群妈妈站在一起，闲聊着。我跟往常一样，只要是离开家来到外面，就会紧紧抓住母亲的腿，就像一个小猴子。我一直神游在外，等我回过神儿来，发现母亲正站在离我有几米远的地方。我意识到，我一直抓着的是另一个女人的腿。当我抬头去看那个陌生人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大笑起来，那个人还安慰我说，没关系，她一点儿都不介意。但这就跟我第一次从麻醉中醒来，因为钢琴课的事情而惊慌不已的情形是一模一样的。我母亲太了解我了，她知道应该让所有人不要笑，她知道应该给我安慰，而不能笑话我的局促。所以，母亲快速冲到我跟前，一把把我抱起来，她的头发拂过我的脸颊，那香味让我立马安静下来。整个童年，我跟母亲形影不离。但在我10岁的时候，我父母离婚了。他们离婚之前的两年里，我和母亲之间沉默的交流似乎又达到一个新高度，一个共担苦难的高度。虽然我没有特别明白离婚是什么意思，但我感觉末日即将来临。我父母总是无休无止、不知疲倦地争吵，母亲一改往常在当天晚上卸妆的习惯，开始在第二天早上卸妆。我总是陪在她身边，像吸附在岩石上的贝壳那样不离不弃。我总能觉察出她哭过。她的眼皮和眼袋肿得跟个什么似的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每天早上我都会问她：“妈妈，怎么啦？你为什么难过？”她总是放下手里用来卸掉眼霜的纸巾，伸出手来抚摸我的后脑勺，然后说：“我没事，一切都很好。”我总想再求一求她，求她跟我说实话，但我担心这会让她更难过。所以，我就接受了她的解释，最起码相信了自己不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。但我能感受到她的痛苦，因为我们之间有着无比紧密的联系，这是自打我出生，又经过36个月的母乳时光缔结的。不知怎的，8岁的我竟然产生一个念头：如果我不是问题的根源，如果我能取得完美的分数，如果我能在每件事情上比其他人做得都好，那么我母亲肯定会高兴起来的，这会擦干她的眼泪。我下决心做一个最棒的孩子。我从未跟母亲提起这些，这也不是她强加在我身上的负担。我就是纯粹地希望自己的计划能够实现。哪怕刚开始这并不管用——哪怕他们把我们三个叫到一起，让我们在那个方形的木餐桌前坐下，跟我们说他俩正式离婚了——我也一直坚信总有一天我的计划会实现，我从未有过怀疑。当然，最后是实现了。谁不喜欢有个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都一直得A的孩子，谁不为这样的孩子感到骄傲呢？谁不喜欢有个当排球队队长、优等生联合会主席，而且拿到心仪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女儿？当坐在高中生毕业典礼观众席，聆听自己女儿在几千人面前做演讲，她不仅是学校的优秀毕业生，而且取得了学校有史以来最高的平均成绩时，谁会不满心欢喜呢？取得这些成绩并不容易，也没有让我变成一个更有意思的人。请你想象一下，一个会跟别人辩驳进化论的人——我们摩门教徒不信这套，一个会因为错了一道选择题就大发雷霆的人，这样的人是多么扫兴啊。就连书呆子都不想跟我有眼神接触。如今回想起那段时光，我有时会刻意把它浪漫化。我想让自己相信，以前那么做是因为我有雄心抱负，是因为我在乎知识，在乎学问，是因为我想成为一个更有成就的人。当然，也有这些原因，但我更多是为了母亲。正因如此，当她吃着一碗玉米片蘸着莎莎酱跟我说，我们俩的关系永远不可能跟以前一样时，我的感觉就像她伸出手来把我掐死了。难道她不知道我为她做的所有这些？她怎么能不知道我的生命都是为她而活的？我把生命都献给了她。我所有的奢求不过是她，而她却说：“我不想要你。”我们坐在梅尔的办公室，我一边揉搓着橙色毛毯的流苏，一边把这一切告诉了母亲。由于止不住的眼泪，还有压抑胸中20多年的疼痛和委屈，我说得前言不搭后语，简直一团糟。我跟她说，我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，那些让人累断腰杆、绞尽脑汁的努力都白费了。我的整个生命都白费了。等我最终选择为自己而活的时候，她却抛弃了我。我们三个都一言不发。然后，我母亲转向梅尔。“我记得自己跟她说过那样的话，我记得。”她说，“我确实那样做了。那个时候也确实是那样想的。”她转头看向我的时候，声音有些抖：“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你一直记着这事儿，我太对不起你了。对不起。我现在不这样想了，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这样想了。我知道于事无补，但我希望——”“没关系。”我打断母亲的话。我不想让她解释任何事情，我自己已经觉得难堪得不行了。我知道，揭开我们内心所有的伤口，所有的疤痕，所有的扭曲，这本来就是心理治疗的意义所在。但是，母亲已经为我付出了那么多心血。她是我这个全职单身妈妈的顶梁柱，是她拿起电话，听我在电话里尖叫。她不欠我什么。真的不欠。她已经付出了自己的无数心血，不知疲倦地帮我照顾我的孩子，我没有权利再要求她什么。“希瑟，”梅尔说，“让她说完。”母亲点点头。“我爱你，就跟你小时候一样爱你，可能比那时候更爱。我爱你的孩子，我爱你爱自己孩子的样子。希瑟，我爱你现在的样子，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爱，如何去爱。是你让我明白我以前的想法是错的，让我明白我们的关系应该怎么维持。我没法否认对你的爱和敬佩，不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更因为你作为一个女人的魅力。你是你自己。你是你自己，而我对你的爱已经无法再多了。”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母亲哽咽了，她极力让自己不失态。我再次把脸埋进手掌，不让她们看见我的眼泪和无助。“求你原谅我吧。”她说。当我听到这话的时候，已经泣不成声了，整个胸腔都在颤抖。我知道，自己是多么幸运啊！我知道，很多人都没有我这么幸运，能跟自己的母亲保持这种关系，他们要么急切地希望也能拥有这样的关系，要么只是希望能跟母亲好好说话就够了。我知道，还有些人会照着那个赋予你生命的女人的样子，做出巫*人偶，动不动就去戳它的眼睛，扔在脚底下使劲儿踩，然后丢到垃圾桶里。可千万不能让马洛知道这些。我很幸运，我从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她是我们能够奢求的、世界上最宽厚善良慈爱的母亲，而她成了我的母亲。是我这个混蛋得到了她。现在，我们俩多年的误会解开了，该做个计划了。梅尔拿出一支铅笔和一沓纸。我本想开个玩笑，说用手机程序更方便一条条列出来，也更好分享呢。但我母亲刚刚跟我道了个歉，一个我不知道自己需要听到的道歉，而我的整个心在听到这个道歉的那一刻，瞬间便痊愈了。这回我可以闭嘴了。“一周两天，你得一周抽出两天给她。”梅尔一本正经地说。我几乎要从沙发上跌落下来。“不要！”我大叫道，“你不能要求她这样做。不要两天。”“为什么？就两天而已，希瑟。我们又不是跟你母亲要个肾，不过，就算真要，她也肯定会给你的。”“因为你不了解我母亲的生活！”我母亲之所以从雅芳公司退休，为的是更多地照顾我姐姐家的5个孩子、我哥哥家的5个孩子、我的两个孩子，还有我继父那边的4个孙子女。这么多孩子，就像她要去爱个人似的，而我母亲不是一般的那种会疼爱人的人。她是世界上最会疼爱人的人，只要不是在客厅跑步，她就一定是在帮忙照看孙子。我们兄妹几个经常会说一个笑话，其实算不上笑话，更多是一种抱怨，它是说我母亲跟她每个孙子/孙女的关系的。所有这些孩子，总会在3岁之前的某段时间，在晚上大哭着找奶奶/外婆，所有的孩子无一例外。他们不是哭着找妈妈、爸爸，甚至不是圣诞老人，而是要奶奶/外婆。唯一能“报复”她的，就是不管什么*时间，我们都会给她打“这孩子找你。”只不过，我母亲不觉得这是报复，她倒是很享受。“我可以给她两天的时间。”我母亲说。“那太多——”“我愿意给你两天！所以，洗衣服，洗碗……”“你能帮她去超市买东西吗？”梅尔追问。“当然能。我们还会帮孩子们洗澡，我们会过来把家务活都做了，辅导孩子们写作业，然后做晚饭，再哄孩子睡觉。我不明白自己怎么没有早一点儿想到这些。谢谢你，梅尔。”梅尔迅速地在纸上记下什么东西。然后她在什么地方着重画了两条线，之后抬头得意地看着我笑。“这也没什么难的吧？”她问道，“你在我这里花了多少钱了，让我跟你说怎么开口向她求助？这些钱都够买一条船了，希瑟。从今往后，你母亲会给你洗衣服了。”这就是我们制订的计划——一周两天。梅尔还让我保证，如果我母亲主动提出多帮我，我不能反对。难道我不知道，有她做母亲是件多么幸运的事儿？我是说，有这么棒一位母亲，没人觉得我可以变得这么抑郁。但是，抑郁就是这样，它不会因为我有一位好母亲就有所动摇，就算好好洗个热水澡也无济于事。所以，为了所有苦苦挣扎着自己承担一切——那些艰难地支撑着，同时还要赶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任务，要付账单，要保证去开家长会或者保证在某个训练的路上车不会没油了，哦，对了，还要操心后门需要装个密封条，厨房水龙头有些漏水——的父母，这些事等我们写完读书报告，完成科学展览项目，然后帮孩子度过青春期的生存危机之后，我们会去处理的。我们只有两只手，我们只有一个人，却要一天又一天重复所有这些事。为了所有那些没有像我一样有个好母亲的人，我答应了，我承诺我会接受母亲的帮助。十一/交友软件接下来每次治疗的时间似乎越来越晚，第四次治疗的时候，他们直到一个星期三的下午2点才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。这就意味着我又要20个小时不能吃东西，所以纯属偶然，我竟然开始了“间歇性禁食”。我从各种渠道听到过，也看到过人们如何夸赞这种节食方法，说它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，所以我不想对这种流行的节食方法嗤之以鼻。不过，自从马拉松比赛结束之后，我怎么也减不掉训练时长的10磅肉，所以我迫切地需要试试什么办法。一个朋友跟我提过间歇性禁食：有人连续16个小时不吃东西，也有人一周有两天连续24小时禁食。据说这种节食方法有助于减轻体重，还能提高人的记忆力，延长人的寿命。我试了一下连续禁食16小时，坚持了一星期。我总是忍不住想吃东西。我就像个饿*，而且，如果你把吃的东西从一个总是忍不住想吃东西且想死的人跟前端走，那么这个人会变得更加疯狂地迷恋食物。不过，在治疗开始的那7天里，我确实掉了两三磅肉。我翻出一条已经有一年半没穿的牛仔裤，还搭配了一件不是T恤的上衣，它就像专门熨过一样整洁。我早上提前一个小时起床洗澡，因为我心里明白，把孩子们送到学校之后，我还得赶去一个公益机构，跟我的团队赴每星期一次的约会呢。我甚至还化了淡妆。一想到要跟那些会在我身上做一些，嗯，比较亲密的动作的医生和护士相处，我就觉得自己应该稍微表示一下。就好比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，对他们的不懈努力是多么心存感激。洗个澡，走过去的时候不留下一股难闻的体味，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开始。下午1点，母亲和继父接我去电休克疗法中心——没错，提前了近一个小时——我当时正在卧室里戴一条项链和一对儿金手镯。母亲叫我，发现我站在卧室穿衣镜前，正在扣项链上的搭扣。她大吃一惊。“怎么了？”我问道。“希瑟，你看起来美极了。”她说。母亲把两只手放在胸前，好像要稳住自己不摔倒似的。“噢，你可真好。你是我妈妈，所以你才这么说的吧。”“不不不，我是说真的。你穿这套衣服真的漂亮极了。”我的这套衣服？明明只是一件直筒纯色牛仔裤，一件免熨烫的白色上衣，还有一双黑色系带靴子。不过，她说得没错，这确实是一套衣服，而我已经有几个星期、几个月没有穿过成套的外穿服装了吧？我一直都只穿瑜伽裤、运动内衣和T恤，甚至都忘记了什么鞋子该配什么衣服了。我脚上穿的要么是运动鞋，要么是一双拖鞋，因为这样我就不用老想着鞋的事儿了。一想到要穿什么鞋，我就觉得筋疲力尽，正因如此，我就不再穿需要费心思考的鞋了。但那天早上，我真的没有觉得有多么费心。我知道我得早点儿起床，我知道我得洗个澡——老天哪！我竟然洗了个澡，竟然还没有嫌弃地抓着自己肚子上的赘肉。“妈妈，我刚才洗了个澡，我没有觉得讨厌。”我猛然意识到，“这是不是很奇怪？好像我很高兴自己洗了个澡。”她开始笑了。“要是这整个治疗不管用也没关系，至少我能干净3个星期。虽然治疗不花钱，但洗发水我得多买点儿。”钻进车里的时候，我的肚子照常饿得咕噜噜直叫，但我不以为意。我是饿，这没错，但我没有像饿*那样。我没有想吃东西，也没想下一顿吃什么。过去的这几天，我把注意力转到了别的地方：这会管用吗？我还能不能好起来？我们是不是在浪费时间？我能不能不想死了呢？现在，我的脑子里都是这些，如果这都不管用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我尽量努力不去想，要是不管用会发生什么情况，因为毫无疑问，我肯定会无家可归、孤独终老的。我走在母亲和继父前头，先行一步走进电休克疗法中心的候诊室。我径直去找格雷格，找他填写调查问卷。这时，一名叫洛朗的员工从前台那边拐了过来。我永远猜不到她当天的头发会是什么颜色：有时是粉色的，但那天她的头发是紫色的。她还穿着一件黑白波点裙，搭配亚光的银色紧身裤。我总是无比佩服敢这样穿衣服的人，他们能忍受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对自己的穿着评头论足。我还没走到前台桌子那里，她一把抓住我的右胳膊，拦下了我。“你这身衣服真好看！”她说，不住地从头到脚打量我，“知道吗？我爱看你每次来都穿什么衣服。你穿得一次比一次好看。”我几乎要晕过去了。我怎么都没料到我这一生竟然还能听到别人这么说，还是从一个能穿出最骇人搭配的人的口中说出来的。“噢，天哪，”我结结巴巴地回应道，“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话。我……嗯，谢谢你啊。”“你穿的什么，我都记下来了呢！”她接着说。“我也是！我是说，你看你腿上，你的紧身裤！”“哦，你说这个旧东西呀？我每个颜色都有一条，看心情穿。今天早上我想穿银色的。”她拍拍我的胳膊，从我身边走过去，接着做她的行*工作去了。这时，我母亲凑过来，在我耳边小声说：“她是最可爱的一个人儿了，对不对？”这就是这里最令人称奇的地方，这儿的每个人都很好相处，不论是跟患者，还是跟陪护家属，他们都能让人感觉很舒服。你一点儿都不会觉得这是个治病的地方，完全没有“这是让人电击抽搐的地方”的那种沉重感。后来的事情都跟往常一样。我填好“你有多抑郁”的调查问卷（依然特别特别抑郁）之后，在候诊室等了大约半小时，然后莫莉往我右胳膊上扎针，我跟她闲聊了几句关于蔓越莓汁的传言，以及它对尿路感染的神奇疗效。仍然没有性生活！想跟别人有肌肤之亲，那会是种什么感觉呢？自己赤裸的肌肤挨着别人赤裸的肌肤？谁会那样？太恶心了。别了别了，也别说“开个房间”这样的话了，还是自己待着好。扎好针，我走回候诊室，朝母亲点点头，示意她这次扎针依然很糟糕。她拉着我的胳膊，让我坐在她身旁。她看看我两个胳膊上的瘀青，摇了摇头：“总得有个什么好办法，对吧？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痛苦呢？”“我觉得这不是他们的错，”我说，心想着要帮莫莉说几句好话，“他们也不习惯这个针。要是这就是整个治疗最痛苦的部分，天哪，那我们可就赚翻了。”没过几分钟，他们就叫我进去。我穿过走廊，走进房间，径直朝我的轮床走去。“希瑟·B.阿姆斯特朗，年7月19日生。”护士还没问我，我就已经告诉她了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就醒了，半躺在轮床上，被人推进了恢复室。这次可真快啊！一眨眼的工夫，就像打个响指。我记得异丙酚的药瓶子，记得额头的电极片，记得很多线，但麻醉师是谁呢？嗯，想不起来了……天哪，我的眼睛！“你们谁扎了我的眼睛？是你吗？”我朝一个护士大吼大叫，“你为什么扎我的眼睛？你为什么这样干？”我没认出他是谁。“你眼睛疼吗？”那人问道，是一种职业化的温柔的声音。“疼吗？！”我跟喝多了似的怼道，“我刚才不是问你有没有扎我眼睛吗？不疼的话，我能这样问？你为什么这样干？是你干的吗？”我使劲儿眨了几次眼，慌乱地寻找母亲在哪里。我看到她在房间的另一边，正从小冰箱里帮我拿苹果汁呢。我又眨了几次眼，然后问道，“妈妈，你全程都在吗？你没有离开我，对不对？”她迅速转过身，朝我这边走过来。“当然了，我当然没有离开你，我全程都在。事实上，他们还让我拍了几张你在深渊时的照片呢！”母亲兴致勃勃地说。我没理睬她，起码当时没有理睬她，因为我的眼睛实在太疼了。“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眼睛闭上了？我的眼睛是闭上的吧？”“我可以肯定是闭上的。”母亲回答道，“我看着你失去知觉，看着你的双手垂到你身边的。”“我的眼睛特别疼，就像……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——”“以后，我们可以让他们把你的眼睛合上，再用胶带固定一下。”那名护士主动这样说，虽然我刚才那样公然质问了他，他却一点儿没往心里去，“你失去知觉之后，有时候眼皮可能会睁开一点点。我们确保以后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了。”我还是感觉跟喝醉了酒似的，昏昏沉沉的，所以就在轮床上又躺下，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开始闪现我的注意清单会是怎样的：对芬太尼过敏，不明原因的便秘，必须用胶带把眼皮固定。这个清单让我联想到我的诸多魅力清单，就像我的在线交友简介。话说回来，这是让我想死的另一个原因。***在犹他州，交友的场景可谓自杀意念的美丽背景。离婚后，我维持过两段异地恋情。两次恋情都让我明白，距离是难以逾越的障碍，因为有照顾孩子的需求，还有工作的需求。没错，要是你已经一两个月没见过人，那来次约会确实不错，但在这一两个月里，我只能靠自己的两只手，仍然要洗碗，仍然要叠4堆洗好的衣服，仍然要辅导孩子学习勾股定理，要为科学展览造一个机器人，要带孩子们去看牙医，要志愿参加烤饼义卖活动。与此同时，还要想法子赚够钱付房租、买吃的、加油等等。浪漫约会更像不着边际的度假，而不是真正的恋爱。后来，我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竟然决定尝试跟一个住在离我家需要开车一整天的男人约会。这最终成了我一生中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。在进行波士顿马拉松比赛培训的时候，我在Match.
